上海的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上海的未来，也必须坚持对外对内开放。新形势下的“开放”，不是简单地通过提供机会和优惠来吸引人才、引进项目，而是一种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深度开放，有产业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开放，还有政府的开放。
　　产业开放，为人才创造事业发展机会
　　有没有事业发展的机会，特别是有没有创业成功的机会，是很多海外高层次人才舍弃安稳、选择挑战的重要动因。上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因为上海的各行各业几乎没有限制，这里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竞争，因此也创造了一个个传奇式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一批传统的加工型工业向农村开放，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的农民获得了进入非农产业发展的机会，因此创造了很多艰苦创业、快速壮大的农民企业家奇迹。浦东新区成立以来，上海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的开放，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推进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服务业领域，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民企，集聚了各路精英，造就了一大批跨国经营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今天我们关注的产业开放，有传统含义上的行业开放，即政府向民资、外资开放更多的行业大门，创造新的发展机会，特别在服务业领域，更要降低准入门槛，推进更大程度的开放；还有注入新内涵的行业开放，即政府和社会要树起反垄断大旗，破除国企或大企业的行业垄断，让那些具有竞争活力的民企、外企有机会挑战大企业的垄断，拓展出更多新的成长空间，同时也让行业内始终充满竞争和活力。两个“行业开放”同样重要，开放往前多迈一步，事业发展机会就多加一成，人才竞争优势就领先一步。
　　社会开放，为人才创造包容发展机会
　　海纳百川，不只是降低户籍门槛，打开城市之门，更重要的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等各类单位或组织的开放。一是单位内部的开放。公开招聘，吸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宽容流动，支持青年人才向往更有前景的职业；包容失败，为失败者继续提供新的创新机会。二是单位之间的开放。包容人才和技术的外溢，大学和科研院所向企业开放，企业也向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企业与企业在共同的利益导向下积极合作，共享知识进步，形成一个贯通的、循环的人才和知识开放体系。
　　美国的硅谷，是一个开放度很高、包容性很强的社会。硅谷集中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没有关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实现对梦想的追求；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在开发新项目和学习交流中相互认知，平等相待，形成了高度联系的社会网络；硅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向企业开放教育培训资源和科研平台的同时，还通过鼓励创业的政策向外输送人才和技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对师生创业实施了积极的开放政策，如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允许他们有1至2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到期返回；对于创业的学生给予两年时间，无论成败都可以继续学业；鼓励教师把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向公司转移，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至15%。
　　只有单位（组织）开放了，才能推动全社会的开放，才能为引进和留住人才提供包容发展的土壤，真正有容乃大。对上海来说，更应该把社会开放的着力点放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开放上来，树立开放的管理理念，构建开放的微观机制，让承载人才发展的工作载体因开放而具有吸引力和活力，让不同载体上的人才在相互的开放中充分流动，分享知识创新。
　　文化开放，为人才创造创新发展机会
　　人才的创新活动需要一个开放的文化氛围，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的开放，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支撑多元文化的人群要有多样性；一个是对多元文化或多样性的人群要有包容性。
　　两位美国社会学家曾通过社会指标研究美国高科技城市的人才多样性问题，发现那些最成功的高科技城市，有三项社会指标表现非常突出，一是包括作家、音乐家、设计家等艺术家人口的比例，二是外国出身人口的比例，三是同性恋人口的比例。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这三项指标高的城市不一定都是科技创新活力强的城市，但那些科技创新活力强的城市，基本都是些移民人口多，文化创意人才集聚也比较多的城市，他们为城市带来多样的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带来创新创业的原动力。同时还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城市原住民对同性恋等“异端者”的包容和接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包容性，就容纳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和有着稀奇古怪想法的人才，也不可能形成创新所必需的多样性人群和多元文化氛围。
　　文化的开放为人才的创新活动提供重要的养分。从一个单位，到一个产业集群，再到一个城市，有了文化的开放性，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创新。要有开放性的心态，包容“异端”文化，造就创新文化；要有开放性的交流，启迪思想，碰出创新火花；要有开放性的合作，优势互补，整合创新资源。
　　政府开放，为人才创造公平发展机会
　　人才看重公平发展的环境。特别是那些来自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他们带着事业的梦想来到上海创新创业，最需要的是公平发展的环境，最希望政府为公平发展提供更加积极、有力的保障。
　　公平的前提是政府的开放。现代政府的开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公开。现代政府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应该在信息化社会中成为重要的信息供给主体，同时更要通过公开信息实现信息的共享共用，让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在信息资源获取上充分拥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公共采购信息、公共预算信息、公共机构掌握的数据、基层政府行政服务信息等，要全面公开，并保持最新状态。二是决策的透明。通过规范程序、公众参与、征询意见、公布结果，确保决策的公共性和公正性。三是政策的公道。从政策的研究制定，到政策的落实执行，一方面要包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社会诉求，确保政策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体制外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确保政策的公平性。
　　政府的开放具有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构建一个公开、透明、公道的制度环境和行政环境，为人才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意义更加重大，作用更加突出。（作者王振，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